人在困苦不堪的时候，总盼望有朝一日能时来运转。我从11岁到22岁，总走背运，一连就是10多年。
“文革”爆发那一年，我正读三年级，本来校长让我秋天跳级的，这下子泡汤了。开始我们造反气势还很浓，后来，高年级的红卫兵们不带我们玩了，我便和姐姐们一起背篓子拾柴去。
1968年，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偏远的农村，没有电灯，没有自行车，没有一垄水浇地，学校是隔年招生，在荒废学业两年之后，我还是停留在三年级的班里。
说实话，那几年我看小说的水平是上升的。先是看一本不完整的《林海雪原》，接着是《欧阳海之歌》，到农村后，这两本书都借丢了。再就是一本《水浒》，竖排的，全是繁体字，但内容很吸引人，所以我能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。1972年村里颗粒无收，1973年的上半年我是靠每天仅吃八两返销的红高粱、玉米面熬过来的。好不容易盼到1974年秋天，该读高中了，却由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。结果出人意料，连地主富农的孩子都去了高中，我这个出身贫农、班排名第一的却落榜了，就因为我是下放户，目无领导，就因为我喜好读书而不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抽烟打牌瞎胡混，他们嫉妒了。当时的情况，你找谁说理去？
1976年春天，不知哪位领导提名让我当了小学民办教师，一二三复式班，20岁的我面对3个班级的孩子，教起来也算游刃有余。
1977年9月，对我来说，是伤心的9月，是我对农村官僚认识最深的9 月。大队卫生所要裁掉两个人，而这两人都是大队干部的子女，怎么能直接回家呢？校长就搞了一次考试，结果17个老师我考第三，五个平行班也是第三，校长又让每个教师写保证，写决心，不外乎一旦精简到自己会怎样。第二天，大队副书记找我谈话，说是党支部经过研究，让我充实生产第一线。当时我已听说有人为当教师在送礼了，但我家是下放户，没有殷实的家底，没有得力的靠山，只有一身硬骨头。就这样，在精简的旗号下，简掉我一人，又进去三个，学校的精简工作胜利完成。
回到生产队后就是割地打场，一个初中毕业生，不顺着垄沟找豆包还能干什么呢？就在这年的10月，恢复高考的决定出台了。我先是高兴，后是沮丧，因为招生简章规定，要有高中学历的人才能报考。直到10月末的一天，在农村教过我的最好的老师之一赵老师鼓励我报考，他说，就你这水平，不比高中生差。于是，我硬着头皮报名了。复习了9个晚上，9个整天，12月初考试，78年1月初体检，3月11日接到通知：赤峰师范！哈哈！仰天大笑上学去，看你还怎么欺负人！这回我可要名正言顺地当老师啦！
毕业后，我一直当老师，教初中，教高中，给教师和校长讲过课，评上了副高职称，前几天还给村干部班讲课，当班主任，30年前的那个副书记居然还在任上，两眼昏花，老态龙钟，4天的学习班有两天喝得醉醺醺的。
由此，我突然想到，假如我当年没参加高考，或是没考上，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象我的初中同学李某那样凭着亲戚的关系走入商界一步步成为大款？象姜某那样用钱铺路混个小官？还是象杨某那样贫病交加早早地终了一生？我无法想象，我只承认现实，我只明白，高考改变了一大批人的命运，其中就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，感谢我的老师、家人对我的哺育和培养，感谢30年来社会各界对我的鼓励与帮助，也感谢我自己的不懈努力，感谢高考.
